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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(fójiào)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(de)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(bìng)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(gǔ)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(de)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(qiānnián)佛寺变迁 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是(shì)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(yāncōng)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(yóucǐ)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(fā)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(kǎogǔ)文博系(wénbóxì)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(hòu)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(kǎogǔ)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(shàng)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(duōshǎo)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(chúle)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(táopiàn)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布局(bùjú)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(zài)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(cāntīng)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(gè)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(tà)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(néng)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(zhōngyuán)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(gǔchēng)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(huìcuì)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(jiān)陀罗传统的(de)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(xiānggé)约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(bǐ)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(péngchéng)佛寺(fósì)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(mànchángsuìyuè)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(zhōngxīn)，附近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(de)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(jiànzhù)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(zhuǎnbiàn)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(qiānnián)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(zhòngyào)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(shízhèng)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(jiàowánzhěng)的大型地面(dìmiàn)(dìmiàn)土建筑佛寺遗址(yízhǐ)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(zhuīsù)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(fójiào)诞生于(yú)印度，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(shuōfǎbùyī)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(fǎxiǎn)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(yīnsù)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(chǔyú)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(fáng)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(yízhǐ)因被掠夺等原因(yuányīn)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(dìsāncì)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(zōngjiào)发展与(yǔ)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(fājué)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(bùzhì)探方。新华社发(fā)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(shūlè)佛教文化遗存(yícún)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(huángniú)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(chī)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(ràng)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(wénzì)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(shìcóng)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(kǎogǔ)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，提供(tígōng)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(suǒzhǎng)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(xùxiě)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(de)故事(gùshì)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(wénwù)和(hé)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(mòěrsì)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(děng)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(hěn)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(fúmiàn)、手部残片（资料(zīliào)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(wǔzétiān)曾令天下诸州(zhūzhōu)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(ānxī)四镇也(yě)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(fāzhǎn)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(chuánbō)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(yǔ)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(hùdòng)格局。 随着研究(yánjiū)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认为，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(shíqī)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(nánmiàn)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(yīdài)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(jīngjì)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(xiǎo)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(páishuǐgōu)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(yízhǐ)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(guójiāwénwùjú)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(shídà)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(de)旅客(lǚkè)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(zhǎnshì)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(yánjiū)、展示等(děng)为一体的(de)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(pānyíng)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(féngxiǎoqíng)